江蘇鳳谷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日，被稱作“史上最嚴”環保法正式實施。1年多后，這部被認為“長了牙齒”的法律執行情況如何？有哪些收獲和不足？近日，中國政法大學聯合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等6所高校的環境法學專家共同發布新環保法實施一周年情況評估報告——

從1%到“談虎色變”

“環保法從前被認為是‘軟’法，但一年多的實施證明，環保法已經‘硬’了起來，確實發揮著它的威懾作用。”在評估報告發布會上，課題組組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由衷感慨。

王燦發清楚地記得，在我國1997年修改的新刑法中，就設立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但當他在2007年做統計時發現，“10年中，真正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不足1%。”

不過，這種情況已經成為歷史。“新環保法實施以后，一個省可能一年就有一兩百起環境刑事案件被移送公安部門、法院，一批嚴重違法犯罪的環境污染破壞者受到刑事處罰。環保法已經讓一些環境污染破壞者‘談虎色變’。”王燦發說。

這樣的變化從評估報告中可以清楚的顯示。

根據這份由6所高校環境法學專家發布的第三方評估報告，一年來，新法實施效果明顯，各項主要環境管理制度和重要法律措施得到了有效執行和遵守。

以備受關注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環境保護督政問責制度以及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等實施為例，新環保法實施一年以來，國家不予環評審批項目占總數13.2%，涉及總投資1170多億元，各省對32%的未批先建的違法項目不予補辦手續；環境保護部共約談16個市和2個縣政府主要負責人；各地也對163個市實施綜合督查……

“這些成績都是過去難以見到的，可謂歷史性的突破。”作為評估報告的專題負責人之一，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教授馮嘉評價。

同時，以“按日計罰”、“查封、扣押”等重點環境管理措施為例，這些從未有過的“鋼牙利爪”成為了新環保法實施一年來最精彩的亮點。

根據課題組整理，新法實施后，2015年1～12月份，全國范圍內適用查封、扣押措施的案件總數為4191件，平均每天有11家企業被查封、扣押；全國范圍內實施移送行政拘留2079起，移送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真正實現了“損害擔責”；實施按日連續處罰案件715件，罰款數額56954.41萬元。并且經抽樣調查，實施按日計罰后，處罰后的改正率在85%以上，部分地區甚至達到95%以上。

對于這些變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竺效感觸頗深。“要知道，新環保法頒布實施前，環保部門由于不具有查封、扣押的權力，發現嚴重的違法行為時，甚至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違法者轉移違法設施、設備，銷毀違法證據；同時，除了個別地方根據地方立法規定了按日計罰外，全國的環境行政處罰基本上實行‘一事不再罰款’原則，結果導致了一些違法排污者寧可被一次性罰款也不停止排污的現象。”

“了不起的法律”

除了對政府執法的影響，新環保法帶來的變化更為深遠。

“新環保法非常了不起。”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簡稱綠發會）秘書長周晉峰感嘆。這一感受源自他及所在組織提起幾件環境公益訴訟的親身經歷。

據周晉峰介紹，甘肅一個縣的飲水水源地被鄰省一個縣的工業區污染了。但因為地跨兩省等原因，10年了，相關賠償就是解決不了。為此，綠發會提起了公益訴訟。“前一些日子，庭長和我們說，案子雖然還沒有判，但10年解決不了的問題現在卻有了好的變化。兩地的環保部門簽署了合作協議，正在逐條解決問題。”

無獨有偶。在福建，綠發會對一企業提起了公益訴訟。“現在這個企業根據我們的訴訟要求，已經投入了幾億元做整改。”

“這些正是新環保法帶來的變化。通過環境公益訴訟以及環境信息公開的手段，為公民以及組織參與環境保護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周晉峰說。

據課題組統計，新環保法實施后，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實現歷史性突破，40多起環境公益訴訟被立案。信息公開工作也進步明顯，省級環保部門在環境信息公開方面有著較高的社會滿意度。

同時，北京農學院文

法學院副教授童光法也發現，在法律實施力度不斷增強的高壓態勢下，企業自律意識和守法意識逐步增強。“絕大多數企業已有學習和了解新環保法的意愿，有的甚至聘請專門環境法律顧問。”

“遠不要高估成績”

不過，在為環保法實施一年取得的成績感到高興的同時，課題組也明確指出，新環保法的實施依舊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

一是“保護優先”和“預防為主”的原則尚未成為地方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的指導原則，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尚無具體的追責程序規范，經濟下行的壓力可能會導致一些地方放松監管。

二是一些配套法規的出臺遲緩影響相關法律制度實施。比如排污許可證制度和環境監測法規遲遲不能出臺，嚴重影響了排污許可證制度的實施和環境監測制度的完善。

三是監管執法力量不足、能力不強影響環保制度和措施的全面、充分執行和遵守，執法力量、技術和手段、經費的“倒金字塔”現狀使得基層環保部門很難承擔起繁重的執法任務。

四是政府部門之間在環境保護監督管理方面缺乏協調配合和信息共享，限制一些環境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實施效果，監管體制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部門間職責及其相互關系需要進一步明確和理順。

五是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途徑和方式不足，參與能力亟待提高，環境公益訴訟的對象和范圍有待拓寬、起訴主體資格限制需要放松。

以總量控制和排污許可證制度為例，馮嘉指出，雖然在新環保法實施之前，總量控制與排污許可證制度已經具備相應的法律依據，而在操作細則方面則始終存在欠缺，而“環保法”作為環境保護基本法又不可能對實施中的具體問題作出過多規定，從而導致實施中并沒有實質的推進。

再比如，雖然一年來國家加大了聯防聯控工作推進的力度，但通過評估發現，聯防聯控依舊是一個臨時性的措施，對于這個制度依舊是“重事后聯控、輕事前聯防。”

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更是剛剛起步。據統計，2015年，人民法院共受理環保組織和人民檢察院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53起，但從國家整個環境污染破壞狀況來看，這個數量依舊微不足道；另一方面，環境公益訴訟的地域分配極不均衡。沿海地區較多，中西部地區相對較少。在課題組有完整案情統計的42件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12個案件都在貴州，江蘇、山東作為傳統的公益訴訟大省，每個省只有一起或者2起；并且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數量遠遠多于環境行政公益訴訟。

正如全程參與新環保法修訂的專家、全國政協委員、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所說，“新環保法實施以來，有成就，有問題。如果讓我給它一個評價，新環保法實施一年是合格的，及格了。但我們遠不要高估它的成績。因為這個法律實施僅有一年的時間，在一年內想把制度的實施目的都達到，并不可能；另外，該法律本身是綜合性、基礎性的法律，亟待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法律給予完善。”

細則仍需跟上

作為環境保護方面的牽頭法律，專家們深知新環保法不可能規定得非常具體和詳細，其規定的許多制度和措施都需要通過單行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來落實和細化。為此，面對新環保法實施一年來的評估結果，課題組指出，未來國家應抓緊制定和

出臺新環保法的配套法律和法規，同時加強環境執法機構能力建設，健全不同部門執法合作機制。

課題組建議，應加快制（修）訂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出臺排污許可證條例、環境監測條例等；盡快實施省以下環境執法機構垂直管理，明確環境執法機構的行政執法地位，適度增加執法人員編制，改善執法裝備條件，保障執法經費；加強各有關執法部門協調配合，真正實現統一監管、分工負責；健全環保督政問責規范，讓地方黨委、政府真正落實環境保護責任；健全完善督政問責的對象、范圍、條件、程序、責任承擔方式等規定。

在對評估報告的討論中，環境公益訴訟始終是各位專家提及的熱點。

“在數量上，環境公益訴訟并未出現有人擔心的濫訴、亂訴等問題，反而與預計相比是偏少的；且50多起案件，只由不到10家環保組織提起。”王燦發說，“這表明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途徑方式不足，且對環境公益訴訟對象限制仍然過嚴。應放寬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人的資格限制，把在轄區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環保社會組織才能提起公益訴訟改為依法登記的環保社會組織，并取消從事五年環保公益事業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馮嘉提出，目前環境公益訴訟的成本問題也成為制約民間環保組織提起訴訟的重要因素。他舉例說，2014年有地方出現了標的額1.6億元的環境公益訴訟，但這起案件法院受理費用高達250萬元。“按照現行規定，訴訟費一般由原告預付，這對于民間環保組織來說，很難做到。此外，原告需要向法院提交的鑒定結果往往也需要環保組織自掏腰包解決，支付成本同樣不低。”

為此，馮嘉建議，要完善對環境公益訴訟的支持機制，營造寬松環境，探索更有效的實施辦法。

此外，課題組指出，作為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的必要條件，目前環境信息公開發展得尚不平衡，建議應繼續大力推動，并進行必要的考核，對不依法公開環境信息者追究責任。同時要敞開各種渠道讓公眾參與環保實施的監督，充分利用熱線電話、網絡問政、聽證會、論證會、圓桌會議、居民代表參與執法檢查和案件調查、聘請專家參與環境糾紛調解等多種形式，讓公眾充分參與法律實施過程和結果的監督。

鳳谷工業爐集設計研發,生產銷售,培訓指導,售后服務一體化,專利節能技術應用,每年為企業節省40%-70%的能源成本,主要產品加熱爐,工業爐,節能爐,蓄熱式爐,垃圾氣化處理設備，歡迎致電咨詢:0510-88818999